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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月9日电 据外媒报道,8日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,自从“9•11”恐怖袭击以及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,至少有50万人在伊拉克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死亡。

  这份研究报告来自美国布朗大学的沃森国际关系研究院。报告指出,2001年以来的反恐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在48万到50.7万人之间。报告称,真实的受害者应该更多。

资料图:美民众国家公墓纪念“9·11” 追思反恐战争罹难者。中新社发 吴庆才 摄资料图:美民众国家公墓纪念“9·11”,追思反恐战争罹难者。中新社发 吴庆才 摄

  布朗大学的报告表示,与2016年8月份公布的前一份报告相比,这份新的报告所估计的死亡人数高出了11万人。

  据报道,这份研究报告中的死亡人数,包括平民、反叛者、地方警察、以及美军和盟军。

  报告指出,在三个国家中,平民死亡最多的国家是伊拉克,平民死亡人数是18.2万人。其次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,两国的平民死亡人数分别为3.8万人和2.3万人。

  到2020年,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将达到85%以上

  增加利用渠道 减少秸秆乱烧(绿色焦点·秋冬保蓝天,今年这样干③)

  秸秆与果实相伴而生,是农业生产的另一半。秋收时节,小小秸秆备受关注。据统计,全国秸秆每年产量9亿多吨,其中一些秸秆采取焚烧方式处理,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影响。秸秆焚烧为啥屡禁不止,禁烧难在哪儿,秸秆利用的出路在哪里?

  年年禁年年烧,疏堵结合才能防止“村村点火”

  近日外出采访,记者发现,在北方一些村庄,收割后的庄稼地留着秸秆茬,一些地块零星分布着火点,冒着浓烟,随风上扬散入空中。10月10日,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8—2019年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工作通报,也印证了记者所见——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和汾渭平原一些市县存在秸秆焚烧问题。

  一些基层干部反映,焚烧秸秆防不胜防,有的农民趁下半夜防备松懈时,悄悄点火;有的趁天要下雨,一把火烧了,让雨浇在地里。

  秸秆焚烧产生的危害不小。火点附件空气混浊刺鼻,周边百姓出门捂着鼻子,一看见点火马上回家闭窗户。农业农村部可再生能源新材料与装备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全国介绍,焚烧秸秆会产生固体颗粒物,对局部地区特殊时段的PM2.5浓度有一定贡献率,对城乡生态环境和居民身心健康都带来严重威胁。

  打好蓝天保卫战,迫切需要解决好秸秆焚烧问题。今年7月,国务院印发《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》,提出加强秸秆禁烧管控,强化地方各级政府秸秆禁烧主体责任;重点区域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,在夏收和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;严防因秸秆露天焚烧造成区域性重污染天气。各地也进行了周密部署,出台禁烧令,强化干部力量加强管控,铁腕重拳治理,努力实现秸秆零火点。

  但彻底遏制秸秆焚烧并非易事。农业农村部农研中心金书秦博士说:“农民知道烧秸秆不好,可不得不烧。过去村民用它来烧火做饭,饲喂牲畜,是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源,一些人家甚至把秸秆锁在屋内,防止被盗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,农村基本通气通电,散养牲畜数量减少,秸秆变宝为废,成了无处堆放的垃圾。”

  “焚烧和还田是秸秆的传统处理方式,还田需粉碎、深耕等才能发挥效应,费工费时,更增加农业生产成本。种地收益本就微薄,农民缺乏秸秆还田动力。一把火烧掉,成为经济省力的选择。”金书秦说。

  疏堵结合才能管住秸秆焚烧。金书秦说,秸秆禁烧势在必行,更重要的是为秸秆多找出路,在“用”上做文章,提升综合利用率,让秸秆重新变废为宝。

  弃则废,用则利,通过肥料化、饲料化、能源化等方式,让秸秆变废为宝

  江苏省灌南县百禄镇恩勇秸秆专业利用合作社,机器轰轰作响,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,仓库旁堆满一捆捆草绳。合作社负责人潘洪成说,草绳以秸秆为原料,绿色环保,用途广泛,既可用来缠绕枝干,作帮助树木越冬的“棉衣”,还可用于瓷器、砖瓦、机械、建材等的包装。

  灌南县田楼镇家兵秸秆专业利用合作社负责人周家兵告诉记者,草绳、草帘等秸秆编织品行情不错,合作社已在江苏南京、常州等地建立了稳定销售渠道,高峰时期每天可发货2—3车,每车15吨左右,利润可观。

  小小秸秆,全身是宝。灌南县副县长周文生介绍,除了鼓励各类编织品外,灌南还大力发展秸秆板材、食用菌培养基、生物质材料等产品,充分挖掘秸秆潜在价值,延伸秸秆产业链条,将其打造成为重要的富民产业。目前秸秆深加工企业、食用菌企业已初具规模,基本能“吃”掉县里的秸秆。

  除了离田综合利用,各地也在积极探索,提升农民秸秆还田的积极性。

  行走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,乡间小道笔直整洁,两旁一垄垄整齐的庄稼地里,大“铁牛”正在翻地深耕,空气中满是泥土的芬芳。

  临淄区有48万亩耕地,有种植玉米、小麦的传统。敬仲镇白兔丘北村村主任张磊说,以前缺大农机,还田成本高,农民响应不积极。淄博市通过财政补贴,推行玉米秸秆统一机收还田,旋耕、深耕、再旋耕,这样的还田方式有效降低了耕作负担,改善了土壤结构,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20%以上。

  张全国说,目前秸秆综合利用方式可总结为“五化”,即秸秆肥料化、饲料化、能源化、基料化、原料化。截至2017年底,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3.68%,其中肥料化56.53%、饲料化23.24%、燃料化15.19%、基料化2.32%、原料化2.72%,形成以农用为主,农用中以肥料化和饲料化为主的利用格局。

 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李波介绍,从2016年开始,原农业部和财政部开展了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建设,已累计投入中央财政资金25亿元,目前试点省份在秸秆农用水平、收储运专业化水平、市场化利用水平、综合利用科技和标准化水平上取得显著成效。

  但秸秆综合化利用仍存在不少挑战。离田、还田利用成本较高就是难题之一。据农业农村部对部分省份调查显示,以还田为例,黄淮海地区小麦—玉米轮作区还田每亩成本增加76—88元;长江中下游稻麦轮作区每亩增加近60元;华南双季稻区每亩增加成本在50元左右。

  “因秸秆加工厂离农田有一定距离,需要先打捆收集、再转运存储。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调查测算,秸秆离田成本每亩为60—120元,相当于单季作物纯收入的15%—30%,在没有专项补贴的情况下,农民难以承受。”张全国说。

  关键设备和工艺还有待突破。张全国介绍,国内秸秆打捆小型机械基本成熟,但大型机械依赖进口,缺少成本低、寿命长、市场急需的国产大马力机械。

  扶持政策也需要完善。金书秦说,针对秸秆利用经营主体用地、用电等需求,相关部门应在深入调研基础上,完善对经营主体保障支持体系,激发各类社会主体参与产业积极性。

  加强引导,培育有实力的经营主体,出台更精准的帮扶政策

  秸秆综合利用是形势所迫也是大势所趋。农业农村部提出,力争到2020年,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%以上;东北地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0%以上,50%重点县市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0%以上;露天焚烧现象显著减少;力争到2030年,全国建立完善的秸秆收储运用体系,形成布局合理、多元利用的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格局,基本实现全量利用。

  实现上述目标,任重道远。如何加快秸秆产业发展,提升综合利用率?

  “应充分发挥市场作用,鼓励社会资本进入,培育有实力的经营主体,做大做强产业。”金书秦说。

  李波说,目前各地发力培育了一批规模大、机制活、服务能力强的专业化服务组织,促进了农机大户、收储合作社、加工企业等经营主体的发展壮大。比如四川省已有秸秆利用专业合作社7335个、企业529个。陕西省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,共建设农机专业合作社180个。

  “也应看到,相关市场主体规模较小,实力较弱,抵御风险能力较差。秸秆产业化、规模化程度有待提升。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、技术和扶持政策上提供更多帮助,激发他们的积极性。”金书秦说。

  争取多方资金投入,破解成本难题。李波介绍,各地积极探索财政扶持,在落实国家税收、信贷、生物质发电、农机购置补贴等优惠政策的基础上,不断加大配套政策的创设力度,为秸秆综合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。

  比如,江苏省对全省秸秆还田实行平均20元/亩的普惠性补贴,对秸秆离田作业、收储利用设备购置、收储站点建设等方面给予专门性的补助,推动秸秆还田、离田产业化发展。河北省因地制宜探索多种储运模式,石家庄鹿泉区创新以政府为主导的“零散秸秆收储运”模式,定州市发展以企业为主导的秸秆收储运模式,平泉市依托经纪人发展分散型收储运模式。

  加强技术创新,着力解决科研和应用两张皮问题。李波说,把科研主战场放在田间地头,精准对接现实需求。同时建设科研转化平台,实现从科学研究、示范试验到应用推广的一体化体系,形成技术先进、经济可行和推广可操作可复制的模式。

  因地制宜,秸秆利用推广模式不可一刀切。“广大农村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各异,资源禀赋不同,应因地制宜推行秸秆综合利用。”金书秦说,“东北部分地区上冻时节早,秸秆深翻后腐化速度较慢,一味推行还田,反而不利于农业生产。针对这一情况,应重点考虑秸秆其他利用方式。”

  山西省合理确定试点县秸秆综合利用实施的重点环节就很有特色。在晋北干旱冷凉地区,秸秆还田不容易腐烂,土壤过于疏松,结合地处农牧交错带,草食畜养殖发达的特点,集中资金扶持秸秆饲料化利用环节;在晋中地区,生物质电厂相对集中,重点扶持秸秆能源化利用环节;在晋南地区,针对复播玉米面积大,收获期短,以及夏季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,在秸秆还田和有机肥加工环节加以扶持。

  王 浩

原标题:儿童票标准不妨“废身高立年龄” | 新京报快评

既然在国家法律法规或常识认知里,我们判断是否是儿童,都是以年龄作为标准,那么在儿童票的认定上,也应该遵从这样的标准。

文|苑广阔

公交、景区、娱乐场所等通常都有儿童票,儿童票的收费依据大多是孩子身高。因儿童身高测量不准,或身高高于平均值,在收费上引发争执的现象也时有发生。

近日有媒体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,56.7%的受访家长认为以身高作为儿童票收取标准不合理,36.7%的受访家长曾因孩子该不该免票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。67.1%的受访家长赞同儿童票收取以年龄为准。

这份调查一定程度上表明,应不应该享受儿童票的判定依据和标准,已经与公众的现实愿望产生了脱节,很多时候甚至成为引发纠纷矛盾和争执的“罪魁祸首”。

为什么有将近7成的受访家长更倾向于以年龄为标准?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:

其一,随着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,儿童身体发育普遍较快,旧有的儿童票身高标准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了。

其二,很多儿童受父母遗传和基因影响,身高明显高于同龄人的平均身高,导致“超高”而无法享受儿童票。

其三,一些场所的儿童身高测量受发型、鞋底、地面等因素影响,造成不确定性。而肉眼判断的不标准、不科学,也容易造成误判,产生分歧。

可以说,很多人在现实中都遭遇过这些情况。尤其是对于那些身高明显高于同龄人平均身高的孩子,别人都能免票或折扣进入某些场所,自己却因身高超限而无法享受到儿童应有的福利,难免会觉得自己受到了“歧视”和伤害。比起额外要付出的票价来说,这显然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
事实上,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以年龄作为儿童免票或享受优惠的唯一标准。就热门景点而言,纽约帝国大厦观景台规定,12岁及以下儿童可享受免票和儿童票优惠。公交、地铁和铁路运输方面,在俄罗斯和新加坡,7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搭乘公共交通等。

既然在国家法律法规或常识认知里,我们判断是否是儿童,都是以年龄作为标准,那么在儿童票的认定上,也应该遵从这样的标准。

并且,作为孩子来说,他们的年龄是唯一的,也是明确的,不会存在人为、主观的操作空间,以此作为判断儿童是否享受免费或优惠的标准,最为客观合理,也最为公平公正。

当然,年龄不如身高“一目了然”,但也不一定要随时携带户口本那么麻烦。例如公交,在进行年龄核查后可以为儿童办理“儿童卡”并规定时效;在“互联网+”的背景下,一些景区、铁路等部门也可以依靠互联网或家长提供的相关电子证明来查核。

此外,在国家法律或相关部门在确定儿童票年龄标准之后,家长们也宜尽快带孩子去公安部门办理身份证,随时备用。作为儿童,是该有一张附着权利和福利的证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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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特朗普说近期将决定是否从叙利亚撤军

新华社华盛顿4月3日电(记者朱东阳 刘晨)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表示,过去十余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耗资巨大却“一无所获”,将于近期就是否从叙利亚撤军作出决定。

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爱沙尼亚总统卡柳莱德、拉脱维亚总统韦约尼斯和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。在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,他说,美国在叙利亚的主要任务是赶走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,目前美国“已几乎完成这一任务”。

特朗普认为,对美国而言,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“耗费巨大”,却“让其他国家占到更大便宜”。美国将在与其他盟国协商后,很快就是否撤军作出决定。

特朗普说,过去十余年,美国在中东地区花费7万亿美元,但“除了死亡和毁灭外一无所获”,还让“伊斯兰国”获得了大量石油资源。他希望美军能从叙利亚撤军。

3月29日,特朗普在俄亥俄州出席活动时说,美军将“很快”撤出叙利亚,但这一说法与美军方先前表态明显矛盾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随后回应说,“不知道”美军有从叙利亚撤兵的计划。

当天的会见中,特朗普与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重点讨论了防务和能源合作等问题。特朗普还说,他本人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可能“无人能及”,美国如今对外大力出口石油和天然气也非俄罗斯乐见,但美国希望与俄罗斯“好好相处”,他也愿与俄总统普京发展良好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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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然

如果它真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,那么又是如何被选中的?是否通过了必要的公开和遴选程序?是否征求了公众意见?

中央三令五申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,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,但全国16个省份的数百家中小学生校服生产企业却遇到新的烦恼:只有进入一个名为“阳光智园”的App,才能参与校服招标和供应服务。同时,该平台向校服生产企业收取货款4%的服务费,瓜分掉校服企业约一半的净利润。这场貌似由教育部门主导的校服采购模式变革,实际操盘者却是一家民营企业,众多校服企业质疑其借机制创新之名,行垄断敛财之实。(《经济参考报》1月22日)

校服问题,包括校服本身的质量、价格问题乃至腐败问题,近年来时有曝光。2015年7月,教育部、工商总局等多个部委联合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》,规定学生可以自愿购买校服,也允许学生按照所在学校校服款式、颜色,自行选购、制作校服,这被视为是对校服乱象的针对性纠偏。

“阳光智园”也在这一背景下“应运而生”,标榜为“校服互联网+”管理应用平台,能让家长与厂家直接建立购买关系,学校不再经手校服费用,有利于廉政风险防控。

这听起来似乎不错,但仔细一想,却并非那么回事。一方面,既然校服的购买权交给了家长,那么到哪儿买校服,就当由家长做主。可现在家长只能选择那些与“阳光智园”签订了协议的校服企业,这显然是对改革初衷的某种背离;另一方面,“阳光智园”立足于打造校服订购平台,却向企业收取高达4%的服务费,规定家长和企业都只能在平台交易,吃相是不是太难看了?

不仅是校服企业,地方教育部门也有干部提出质疑,可替代阳光智园平台的免费互联网平台不胜枚举,为何单独强推该平台,而不是两家或多家并举,从而推动公平竞争?

“阳光智园”到底是什么来头,实在让人好奇。抛开这种采购模式是否真地能够实现廉政风险防控的初衷不谈,如果它真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,那么又是如何被选中的?是否通过了必要的公开和遴选程序?是否征求了公众意见?以“红头文件”发出的倡导建议,多多少少都具备了强制性。事实上,多个地方的教育部门在执行过程中都是将之作为“必须”要求来落实。

一纸仅供参考的论证会纪要,到了省级及以下很多教育部门就变成了“必须”。从字面上理解,这确实是执行上出现了加码乃至扭曲。但文件专门为某个互联网平台背书,哪怕只是倡导,提供“参考”,真地合适吗?按理说,这种行政倡议,在地方上所可能引发的“执行走样”其实也是完全可以预估到的。

从实际效果看,“阳光智园”的操作模式,也显得疑点重重。比如,早就有人指出,即便是所有学校和企业都统一使用“阳光智园”平台,校服企业能否进入平台参与竞争,还是要有学校等相关部门决定。另外,也有家长表达了对于“阳光智园”平台上校服企业的售后服务与校服质量的质疑。在这种现实之下,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大力推广“阳光智园”,除了受到上级红头文件的鼓励,是否也有不当的利益驱动?

校服市场问题时有曝出,恰恰是因为这个市场受制于学校和教育部门的“权力”,在相关改革后,试图以“平台垄断”的模式来“净化”校服市场,只能是一厢情愿,也构成了对改革初衷的架空。

一个App一旦获得红头文件背书,在地方教育部门的“配合”下,就可以将不与自己签订合作协议的校服企业排除在市场竞争之外,这再次反映出市场公平的脆弱性。相关部门不仅需要好好查查“阳光智园”的来头,更要对于“红头文件”介入校服市场的行为,给出明确说法。

责任编辑:张义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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